附：
文化修复的艰巨
　　——《我的隐忧：“书法进课堂”》读后
孟会祥

　　 读过杨卫列先生的《我的隐忧：“书法进课堂”》之后，心里不能平静。
　　“书法进课堂”这件事情，许多地方都提过、做过。据我所知，河南曾经把书法列为必修课，而且出版了数套书法教材，供各地学校自由选用。我自己也在2003年及其之后两年，参与过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时，书法课要学毛笔书法，要接触繁体字和经典法帖，是共识，也是规定，无需再议。而我们在编写时，也曾经讨论过，书法是作为技法课，还是作为素质课的问题。经过反复琢磨，还是把书法课定位在素质课上。既云素质，也就是让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了解书法这门艺术，对书法史、文字史，有个粗浅的认识。当然，书法的涵义，蕴蓄于技法，它是技进乎道的，让学生对书法感兴趣，就离不开技术。所以，还是分年级对楷书、行书的技法，作了一些介绍。最后，9册教材，大致上让学生知道中国文字的衍变史，知道书法是一门艺术，知道一些古代书法家的故事，知道一些经典法帖，使学生对于书法，尝鼎一脔。而于技法，则略知楷书、行书的写法，选的字帖，是《孔子庙堂碑》和《兰亭序》，无甚特色，但不会养成习气。约略间，也有点“来吾导夫先路”的旨意，至于学生日后是否喜欢书法，甚至是否成为书法家，那是书法课所不能担荷的任务，只能“修行在个人”了。这些考虑，时至今日，想起来还让人豪情不浅，也确实觉得是切实可行的。起初，教材还收到一些反响，编写方也组织过老师培训；当时大概六七套教材，“海阔凭鱼跃”，各有其“势力范围”，总之是感觉播下些书法种子的。这在河南这个文化大省、书法大省，尤其令人欣慰。
　　恰好，我家乡的一些学校，有选用的我参与编写教材的，不免有师长、同道、后昆出于礼貌称赏。然而随后，也便听说不少学校并未让学生修这门“必修课”，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把教材发给学生。其原因，与其说是无师资，还不如说这门课毫无功利作用。升学不考，校间不比，学生课业本已沉重，何必再加个书法自寻烦恼？况且，学生即使能写几个毛笔字，也派不上什么用场。致于“移人情性”、“陶冶性灵”，甚至“延年益寿”的作用，谁能看得到？因此，不二三年后，也便没有下文，声渐不闻也久矣夫。听说，其他几套教材的浮沉，也大致如是。还有一些省份，比如广东，前几年书法进课堂抓得更紧也更切实，据说还有中考加分的政策。现在情况如何，不清楚。毕竟，自古以来，功利是第一要务。舍却功利，寸步难行。转念想到读书之可贵，大抵始于汉代，旧有的贵族政治体制被打破，而平民读书，通六经、习律令，可以为吏。而做官，对于中国人来说，无宁是最高的理想抱负。唐代兴科举，书也是考察科目，自然受重视，现在，说不清什么是为吏之学，书法当然更无足轻重。假若公务员考试，书法为必试科目之一，何需书法界人呼吁！人们自然趋之若鹜。然而公务员确实不需要善书，这就是时移世易，变化是必然的。
　　其实，书法进不进课堂，大约也不会灭绝。进不进课堂，关涉到对书法的态度：是把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只需一部分职业书法人掌握；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让所有的人都知其梗概。就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担当来说，无疑，我是多么希望人人都知道书法，不拘深浅，能够写几笔。书法是那么纯粹、那么简洁、那么中国，它是最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最能表达中国人的空间意识和思想感情。它没有现实的功利，然而通过文字，也通过千年积淀的“法”，血肉相连与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我相信，有它没它，是不一样的。
　　近世中国，积贫积弱之余，不少先哲开眼看世界，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或归罪于中国文化，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嗣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动辄折腾传统文化，以至道术中断，人心游移，影响之巨会越来越让人体会得到。也许，有朝一日，中国终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到那时，如果我们中国人再看中国人，处处都是地球村的规格，成为“标准人”，是否就真的无愧于世界民族之林？且夫生活，口体之欲固然重要，而文化艺术的润泽，也许同等重要，没有风度地富足，何足贵耶？况且，没有文化艺术的支撑，也将终究面临危殆。譬夫道德与良心，即社会评价体系和自我评价体系，且不说我们做到没有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传统的仁爱忠恕，是否做到了？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使企业和个人信受奉行，大概就不会有“蒜你狠”、“豆你玩”，更不会有三聚氰胺和瘦肉精。近日，日本地震，中国抢购食盐，吾国吾民，居然就是这样的风度？温家宝说：“房产商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孔子像被树在了天安门广场，大概就意味着文化的修复。当然，文化修复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书法不过是其中一项而已。它不是文化修复的主干，至少是一种助缘，不可轻看。
　　如果以文化修复的角度看待书法，“进课堂”虽难，必为之。正如素质教育，提了多少年，仍未收全效；书法进课堂，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种种困难，如何克服，自当集思广益耳。
孟会祥：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导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