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派》"书写絮语”第101期：“上”、“大”、“人”──最初最美的书写

郭恒

《书写者之家》"书写絮语”第101期

“上”、“大”、“人”

──最初最美的书写

汉字书法的练习，大概在许多华人心中都保有很深刻的印象。

以我自己为例，童年时期跟兄弟姐妹在一起相处的时光，除了游玩嬉戏，竟然有一大部分时间是围坐在同一张桌子写毛笔字。

写毛笔字从几岁开始？回想起来不十分清楚了。好像从懂事之初，三、四岁开始，就正襟危坐，开始练字了。

“上”、“大”、“人”，一些简单的汉字，用双钩红线描摹在九宫格的练习簿上。我小小的手，笔还拿不稳。父亲端来一把高凳，坐在我后面，用他的手握着我的手。

我记忆很深，父亲很大的手掌包覆着我小小的手。毛笔笔锋，事实上是在父亲有力的大手控制下移动。我看着毛笔的黑墨，一点一滴，一笔一划，慢慢渗透填满红色双钩围成的轮廓。

父亲的手非常有力气，非常稳定。

我偷偷感觉着父亲手掌心的温度，感觉着父亲在我脑后均匀平稳的呼吸。好像我最初书法课最深的记忆，并不只是写字，而是与父亲如此亲近的身体接触。
一直有一个红线框成的界线存在，垂直与水平红线平均分割的九宫格，红色细线围成的字的轮廓。红色像一种“界限”，我手中毛笔的黑墨不能随性逾越红线轮廓的范围，九宫格使我学习“界限”、“纪律”、“规矩”。

童年的书写，是最早对“规矩”的学习。“规”是曲线，“矩”是直线；“规”是圆，“矩”是方。

大概只有汉字的书写学习里，包含了一生做人处事漫长的“规矩”的学习吧！
学习直线的耿直，也学习曲线的婉转；学习“方”的端正，也学习“圆”的包容。
东方亚洲文化的核心价值，其实一直在汉字的书写中。

最早的汉字书写学习，通常都包含着自己的名字。

很慎重地，拿着笔，在纸上，一笔一划，写自己的名字。彷佛在写自己一生的命运，凝神屏息，不敢有一点大意。一笔写坏了，歪了、抖了，就要懊恼不已。
我不知道为什么“蒋”这个字上面有“艹”？父亲说“蒋”是茭白，是植物，是草本，所以上面有“艹”。

“勋”的笔划繁杂，我很羡慕别人姓名字划少、字划简单。当时有个广播名人叫“丁一”，我羡慕了很久。

羡慕别人名字的笔划少，自己写“勋”的时候就特别不耐烦，上面写成了“动”，下面四点就忘了写。老师发卷子，常常笑着指我“蒋动”。

老师说：那四点是“火”，没有那四点，怎么“动”起来。

我记得了，那四点是“火”，以后没有再忘了写，但是“勋”写得特别大。在格子里写的时候，常常觉得写不下去，笔划要满出来了，那四点就点到格子外去了。

长大以后写晋人的“爨宝子”，原来西南地方还有姓“爨”的，真是庆幸自己只是忘了四点“火”。如果姓“爨”，肯定连“火”带“大”带“林”一起忘了写。

写“爨宝子碑”写久了，很佩服书写的人，“爨”笔划这么多，不觉得大，不觉得烦杂；“子”笔划这么少，这么简单，也不觉得空疏。两个笔划差这么多的字，并放在一起，都占一个方格，都饱满，都有一种存在的自信。

名字的汉字书写，使学龄的儿童学习了“不可抖”的慎重，学习了“不可歪”的端正，学习了自己作为自己“不可取代”的自信。那时候忽然想起名字叫“丁一”的人，不知道他在儿时书写自己的名字，是否也有困扰，因为少到只有一根线，那是多么困难的书写；少到只有一根线，没有可以遗忘的笔划。

长大以后写书法，最不敢写的字是“上”、“大”、“人”。因为笔划简单，不能有一点苟且，要从头慎重端正到底。

现在知道书法最难的字可能是“一”。弘一的“一”，简单、安静、素朴，极简到回来安份做“一”，是汉字书法美学最深的领悟吧！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忘了儿童时书写名字的慎重端正，一丝不苟。

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签写自己的名字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练，线条熟极而流滑。别人看到赞美说：你的签名好漂亮。但是自己忽然醒悟，原来距离儿童最初书写的谨慎、谦虚、端正，已经太远了。

父亲一直不鼓励我写“行”写“草”，强调应该先打好“唐楷”基础。我觉得他太迂腐保守。但是他自己一生写端正的柳公权“玄秘塔”，我看到还是肃然起敬。

也许父亲坚持的“端正”，就是童年那最初书写自己名字时的慎重吧！

签名签得太多，签得太流熟，其实是会心虚的。每次签名流熟到了自己心虚的时候，回家就想静坐，从水注里舀一小杓水，看水在赭红砚石上滋润散开，离开溪水很久很久的石头彷佛忽然唤起了在河床里的记忆，被溪水滋润的记忆。

我开始磨墨，松烟一层一层在水中散开，最细的树木燃烧后的微粒微尘，成为墨，成为一种透明的黑。

每一次磨墨，都像是找回静定的呼吸的开始。磨掉急躁，磨掉心虚的慌张，磨掉杂念，知道“磨”才是心境上的踏实。

我用毛笔濡墨时，那死去的动物毫毛彷佛一一复活了过来。

笔锋触到纸，纸的纤维也被水渗透。很长的纤维，感觉得到像最微细血脉的毛吸现象，像一片树叶的叶脉，透着光，可以清楚知道养分的输送到了哪里。

那是汉字书写吗？或者，是我与自己相处最真实的一种仪式。

许多年来，汉字书写，对于我，像一种修行。

我希望能像古代洞窟里抄写经文的人，可以把一部《法华经》一字一字写好，像最初写自己的名字一样慎重端正。

这本《汉字书法之美》写作中，使我不断回想起父亲握着我的手书写的岁月。那些简单的“上”、“大”、“人”，也是我的手被父亲的手握着，一起完成的最美丽的书法。

我把这本书献在父亲灵前，作为我们共同在汉字书写里永远的纪念。
蒋勋 于八里淡水河畔
二00九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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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有本当当阅读器，很小很轻，电子墨水不伤眼，捧起来甚至比书还舒服，非常惬意。

很有兴致地用它看了几本书，其中关于《红楼梦》的有《刘心武说红楼梦》和《蒋勋说红楼》。

刘心武的书是以考证为基础。以前不喜欢索引，觉得都离谱了，应以文本为重。但是看了刘书，觉得很实在，多数时候言之有物，考证的结果对理解全书的思想也很有帮助。

蒋勋说红楼纯粹以文本为基础，讲人性，有点把《红楼梦》搞成心灵鸡汤了，未免煞风景。纯粹谈文本，讲得很详细，又觉得无所依附，有点空虚单薄。但是我慢慢地读完了上、中二部分，感到心灵的舒适和陶冶，心性上更包容，更有大爱，因为《红楼梦》的作者和主人公贾宝玉都是大爱和包容的典范。

然而过后细细想来，又觉并非如此。蒋勋讲到，贾宝玉心中爱着每个人，只有爱、包容和对人人的体贴，没有怨恨，哪怕是对害他的贾环。这么讲应该是客观的。蒋勋又以妙玉对比，妙玉是修行之人，但是连刘姥姥喝过的成窑杯都要扔掉，说明是有很重的分别心的。

其实如果从分别心的角度，我以为恰恰是贾宝玉的分别心最重。贾宝玉对于这个世界的仕途、人情等等男人涉及的一面是不能接受的，只是沉浸在女孩子的天地中，过着相当畸形的生活，这难道不是极重的分别心?屈原的《渔父》说：“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贾宝玉的一味退避，恰恰缺乏这份豁达。

所以，作为心灵鸡汤的蒋勋说红楼是不能成立的。《红楼梦》是一本旷世之作，它描绘了一个纯洁美丽的梦幻世界，而主旨却有点佛教的空和悲凉。一切的繁华都有尽头，都归于空无。

如果要做心灵鸡汤，那应该是另外依据一本别样的书，那种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怡情怡性的健朗之作。可惜的是，小说是天生悲观的。只有像白居易、李白、苏东坡等的古代诗词中，有这样圆融的境界。

后来又看了蒋勋其它的说文学书，发觉他都有一点我注六经的倾向，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原文有点随意解读。

虽然如此，蒋勋说红楼文笔优美，三观很正，是值得一读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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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的书在稍具学力的人中间并没有什么市场，更多是承担一个启蒙和普及的角色——是否因此，以上一切轻浮无耻之处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呢？1）     硬伤：更不应当有其实前文已经提过，正是因为他在做普及的工作，才更应在细节上谨慎，因为你的主力读者群体说穿了，根本没有多少像样的判断力，你的错误对别人来说是个笑柄，对你真正的受众来说就是圣经，也许他们真的就此错一辈子，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非常反感一些不读原典还认为没必要纠错的人（这些人可能还觉得我出门买菜会乘法表就够了，所以数学没有什么卵用，嗯），必须首先怀有敬畏之心，才能去讨论学问和艺术。2）     刻奇式抒情：比无知更可怜蒋勋的所谓普及作用，也许有吧。但是如果这种普及是错误连篇，甚至品位低下的，我真宁愿无知。这就像zf公开消息，如果全是真理部释放的谎言，我宁愿没有听过，也不愿意被颠倒黑白。普及是把原典的美传达给大众，而不是借一个文化的壳，去抒发一些无病呻吟的浅薄情绪。哪怕是为了普及，文学艺术的门槛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低贱。3）     蒋勋究竟为什么流行？蒋勋究竟为什么流行？是什么让一些人觉得原典是什么不重要，信口开河无所谓，随便读读就很好？——是因为读者无知而懒惰。因为无知，或者说普遍的缺乏常识，导致即使错误比比皆是，也读不出来，更不感到难受，对文字没有任何洁癖。因为懒惰，所以觉得不必去翻那些令人望而却步的大部头，有一个听上去讲得正好浅显易懂，符合我胃口的人，替我掰开揉碎了讲解一下，不是很好吗？何必费心劳力，去领略原典中更深的美呢？这是真正的买椟还珠而不自知，看到有人批评蒋勋，不反省自己的程度是否太羸弱了，反而责怪别人撕开了这层不堪一哂的美化。作为一个阅读趣味偏于学院派的人，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把原典掰开揉碎到平庸的程度，蒋勋的解读不但让经典平庸化，而且让具有丰富层次感和纷繁形态的原典很大程度上矮化了，成为一种虽易于被大众理解，却大大缺少含金量的艺术鸡汤。肉麻最可怕是别人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了，作者还犹自在感动。这样的书软绵绵甜腻腻，的确好消化。可人不能老拿零食当正餐凑数，这种书读多了大脑会发育不良。再说一个健康人，天天像卧床的病人一样吃些松软稀烂、半流质的食物，不难为情吗？读书本就是苦乐参半，经典有时太硬不好消化，堵得人满面菜色。可一旦啃下去，比老母鸡炖汤还营养丰富。作为读者，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个健壮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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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台式抒情”，和健康的肠胃】有两种文章臭不可闻：一个是上纲上线的官样文章，二是无聊浅薄的文青呻吟。官样文章，我们已经很意识到它的丑陋，没什么人爱看《人民日报》的假大空文字，谁也不愿意用新闻联播体说话。大陆阶级斗争形成的空洞、浮夸、凶恶的语言风格，我们已经保持了普遍的警惕。可是另一种同样空洞、浮夸的语言，我们还十分追捧。大陆长期以来充斥着战斗腔调的语体色彩，为一种优雅、感性、工愁善病的语言，积蓄了巨大的反弹势能。我们是否矫枉过正，对“外面的世界”过分宽容了？台湾学者一定比较高明，海外汉学一定更为真实。如果有人批评《一代宗师》或者《刺客聂隐娘》，那他一定是只爱看商业片寻求刺激的浅薄之徒，蒋勋这么温和有风度还有人苛求，他一定是刻薄无聊的井底之蛙。这种二元论的假设真的充满恶意，而且十分愚蠢。读蒋勋这样的作品都能读出优越感，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台式抒情，是我为方便拿来指代的一个词。首先，好的文学一定是不分地域的，台湾有很多作家我非常喜欢。我也并不讨厌台湾，相反，多年前在台湾的游学经历，是我至今常常回忆时光。但我还是要说，这世上存在一种华语写作，是非常恋物和自恋的，这一点在某些台湾作家笔下，表现得格外明显。因此我用“台式抒情”，乃是确有所指。这个词绝不是用来贬低一切台湾文学，而是用来指那些在台湾文学中常见的流浮抒情。我厌恶流浮、油滑的抒情。美有各种风格，但欣赏美的人不妨是健全的。文章并无雅俗贤愚之分，只有高下之别。以空虚软弱当做平和冲淡者，最是令人不屑。连最柔软的沈从文，都说“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和这个世界的真相一样，伤害了蒋勋粉丝那一派美好纯真的虚弱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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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外话：自带光环的作品类型】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拿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有王小波这种聪明能侃的，有王朔这种玩世不恭的，有学院派如余光中，有半路出家如高尔泰，有莫言这种想象力磅礴的，有钱钟书这种学问渊薮旁征博引的，当然，也有木心、蒋勋这样——咳，我就先不归类了。蒋勋的走红，可以代表很有意思的一批作品。让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如果一个“其他人”得到批评——假设有批评家说钱钟书刻薄，莫言杂芜，鲁迅在打嘴仗中过分消耗了自己，而王朔干脆就是在耍流氓——不说他们的批评对不对，前来反驳的人，至少多半愿意思量一番，或者有能力思量一番。而像是木心、蒋勋、《刺客聂隐娘》、《一代宗师》这样的类型，说他们不好似乎成了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因为跳出来说你无知的人太多了，换言之，这种艺术风格的拥护门槛太低了，他们特别容易有一些神经脆弱的善良拥趸，在每一个反对面前，不吝展现自己莫名其妙的恶意。【二、误之三类】批评蒋勋，首先绕不开他书里比比皆是的错误。1）有的是对年代、作家、作品等的记忆偏差，2）有的是对原典的理解本就谬以千里，
这两种，姑且算作
“硬伤”，已经错漏百出，极不负责任。3）有的是他漫无节制的过度抒情，将经典看低了。这一种姑且叫做“软伤”，虚弱的抒情，最令人反感。【三、蒋勋的“硬伤”为什么不值得原谅】简单来说说这两种硬伤。为求方便，这里举出的几则具体例子，部分为直接引江弱水先生《撕扇记》，下文皆有注明。1） 记忆偏差。这种错误算是蒋勋硬伤里最可以被宽宥的一种了，然而为数也不少。——蒋勋《美的沉思》：汉朝是一个延续了三百年的帝国……在汉代三百年间……在汉代三百年中……而随后而来的“五胡乱华”……——江弱水评：上回他说“魏晋三百多年”，就算是偶然口误吧，这回他心心念念口口声声是“汉代三百年”，真没法为他圆了。两汉四百年，西汉东汉各两百年，可蒋勋偏偏要说三百年的汉帝国，能拿他怎么办？再说，“五胡乱华”也不是“随后”呀，还隔着魏和西晋差不多一百年呢。又：蒋勋就爱跟历史过不去。我瞄了一眼《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就赫然发现一句：“北魏灭亡之后，进入西魏时代。”我已经懒得问，为什么东魏没了。可以预见，即使拿出证据，还是有很多粉丝觉得不必苛求。我想说的是，这些最简单不过的历史常识拎不清，对蒋勋这种自称“有了史学的训练“的人，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只是偶尔几次，可以说是记忆疏漏，在所难免。那么经常如此呢？这样的“学者”、“大师”，学问是否未免太轻浮了？蒋勋的书有些是各类演讲的文字记录，口头说说，错误可以理解。可是一个稍具史学常识的人，不会错误到如此频繁和离谱的程度。此外，成文的出版物，和口头演讲已经不同。难道出版之前，编辑不校对，蒋勋本人不校对？这样严重的不负责任，也算是出版界的奇景了。2） 误解原典。蒋勋硬伤的第二类，就是对原典的胡乱解释。蒋勋的书，本质就是对原典进行阐发，这阐发却有太多胡说八道的成分。——蒋勋《美，看不见的竞争力》：王尔德有一个长篇小说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道林·格雷的画像》。道林·格雷是一个非常美的人，画家给他画了一张像，放在阁楼上。然后他自己慢慢长大、衰老，同时也经历了许多人世上的事情。等他再看到他年轻时候很美丽的画像，他就痛恨那个东西唤起他的记忆，他就刺杀了那张画像，他整个人也随之苍老了。（第104页） ——江弱水评：《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情节恰好说反了：道林·格雷尽管一步步堕落，美貌却几十年不变，因为有阁楼上的画像替他衰老丑恶，最后他怒刺画像，却把自己刺死，倒下去一个满面皱纹的老家伙，而画像又恢复少年时惊人的美。再观一例：——蒋勋说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蒙太奇。‘南山’讲的是终南山，在陕西，可是他已经有了对‘南山’的向往。”（第101页）——江弱水：我们平常开一个讲座，大约事先总要做点功课，但蒋勋讲一个东西好像从不需要找个注释本参考一下。他对具体文字的解释，真是一空依傍，强悍无比。下面都是信口开河的好例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蒋云：“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蒙太奇。‘南山’讲的是终南山，在陕西，可是他已经有了对‘南山’的向往。”（第101页）按：陶渊明时在柴桑。南山指庐山。或云此处用《诗经》“如南山之寿”的典，因为采菊是服食延年的意思。都跟终南山不沾边。白居易效陶渊明写过“时倾一樽酒，坐望终南山”，那才是。其他这样的胡扯还多的是，在这个回答里就不占用篇幅，一一去给蒋勋捉虫子了。这么信口开河的讲者，让人震惊之余，真是觉得十分倒胃口。我不相信这些东西是什么很难理解的晦涩典故，或者文学界还未有定论的疑案。不过是些简单、浅显而且确定无疑的——常识。一定有人觉得“南山”在哪里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蒋勋讲的“蒙太奇”的美感我体会到了，我在精神上接近了陶渊明。殊不知地基都是歪的，解读乃成空中楼阁，还有何感可感？难道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其实越是普及性质的读物，在常识上越应当严谨，因为你面对的读者不是学术大师，而是普罗大众，他们辨别的能力相对为弱。其实很多“大家”都有“小书”，因其功力深厚，可以做到深入浅出，文辞流畅，且又立足严谨。可惜最终走红的竟是蒋勋之流。我们真有一个巨大的误解，就是对这些常识性错误的严重性估量不足，其实错误的低级，和错误的数量之巨，都已经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尤其是学术根基薄弱的读者对原典的认识。功底不怎么样的读者，可能就真给忽悠过去，不出意外，就一辈子这么错误地认为下去了，而且错得心甘情愿，感动得热泪盈眶。四、【“六经注我”式的曲解】上述硬伤，或因学力不逮，或者一时不察。有些“软伤”，则是信口开河成了习惯，硬用那些面目各异的原典去附庸自己千篇一律的浅薄，才会出现的曲解。这是对原典最大的不尊重。不过这一类，可能正是蒋勋的拥趸最追捧他的地方吧。1）    举一个蒋勋非说陶渊明不种地的例子。这个谬误特别典型地代表了蒋勋书中这种Kitsch心态。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已经快荒芜了，怎么还不回家？我常常觉得这个东西是文人的美化，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回家就真是种田去了，他绝对不种田，因为文人不会种田，顶多是雇别人来种田。（第125-126页）我是陶渊明的深度粉丝，看了已经十分生气。假使陶渊明地下有知，读到这种红口白牙的诬赖，不知道将作何感想。陶渊明是古代文人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亲耕亲作并以之为生的人，他的耕田不是隔岸观火或是体察民情，象征性的来一下子，他是真真正正亲力亲为，而且将耕作当成他哲学思考的一种开解之法和生存方式。陶诗普遍有涉耕作，譬如：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陶渊明对劳作的理解，是非常令人感慨的。他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穿衣吃饭，这些别的诗人们可能不常去触碰的题材，他不但不觉得鄙俗，反而思考得很深入。他说“孰事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什么都不做，怎么能够感到内心安定呢？认为士人应以道为终极关怀，关注形而上，同时对于劳作也非常重视。这是陶渊明深刻和令人尊敬的地方。蒋勋金口一开，陶渊明的思想就完全被颠倒了（读者可能还觉得蒋勋非常理解陶渊明），古今皆举陶潜是一位“真人”，真诚朴素，不言虚假，到了蒋勋嘴里这些耕作之诗都成了撒谎骗人不成！过去只知道“刘项原来不读书”，真不知“陶潜原来不耕田”啊！对我这个陶渊明的虔诚粉丝来说，蒋勋的轻率真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为什么蒋勋会想当然地认为，陶渊明不种地呢？这是最有意思的。答案很简单。因为种地很土。种地？又不是下棋弹琴、绘画书法，又不是临江仙、观沧海，既不高雅，又不唯美，怎么能符合陶渊明那种隐逸、风流、悠然自得的形象呢？
于是陶渊明没种过地，而且家里还很富裕，于是王维为了符合一个“对政治心灰意冷因而投身文学创作”的蒋勋自己捏造的人设，硬是到了五十多岁才开始写诗——前面几十年的王维诗作难道是有枪手代笔吗？最无意义的文字，就是不承认世界上存在粪便，存在污点，存在褴褛，而一厢情愿追求唯美和优雅的文字。蒋勋不肯承认陶渊明“晨兴理荒秽”，不肯承认他“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穷得连口酒都要去别人家蹭——这和郭敬明言必称Hermes、Armani、Prada、LV相比，能够高明到哪里去？和于丹要求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要返躬自省，不能抱怨社会，而要检讨自己相比，能够高明到哪里去？只不过蒋勋选择的题材和解读方式，保护色更重，迷惑性更强而已（我确实不太能理解追捧蒋勋而嘲笑于丹的人）。蒋勋的解读经典，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陶潜等一干人，为了他的想当然而奔波疾走，被迫修改自己的出生地、血统、生活经历和文学追求。他不是不符合原著，根本就是脱离原著的自我想象。史上六经注我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朱熹，如若他的想象，能够出一个朱熹那样的大儒也就罢了，偏偏他的重新解读，基本上纯乎是一厢情愿的美化，把世界上风格各异的艺术，都解释成“优美，悲哀，忧郁，善良”这类的东西——因为某些神经脆弱的人，他们的世界里就只装得下这些玩意儿。请问我们真的在乎什么是好的文学吗？还是我们在乎的只是那种“我在读书，我懂得美”的那种光环和错觉呢？我真的不知道。这种美化式的想当然就是一种典型的刻奇（kitsch）。刻奇者无法面对世界上有粪便存在，只愿意推崇人生的飞扬，无法面对人生稳妥的一面，他们生活在自己一厢情愿的唯美追求中，被自己的眼泪、脆弱和高尚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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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1947年-﹚，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福建长乐人。生于古都西安，战后举家移居台湾。自小成长于台北大龙峒，他认为自己的母语是西安的地方方言。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现任《联合文学》社社长。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1976年返台后，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并先后执教于文化、辅仁大学及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其文笔清丽流畅，说理明白无碍，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有小说、散文、艺术史、美学论述作品数十种，并多次举办画展，深获各界好评。

太原小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