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评价简化字

太原小寅

科学地评价简化字

出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发布时间:2014-12-29 15:55:08 　

     
一、汉字简化合乎汉字演变的总趋势
    语言文字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汉字从甲骨文算起，至今已有3300多年。在这3300多年中，汉字形体的演变有繁化和简化两种趋势，但是总趋势是简化。下面我们从字体和字形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下这个总趋势。
    字体指汉字的书写风格。至古至今，汉字先后出现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字体。这些字体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就是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这两大阶段的转换关键是“隶变”。“隶变”指的是由均匀圆转的小篆转换为方折和横直的隶书。晋代人卫恒着《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本来是小篆的俗体，形成于战国的晚期，通行在民间。到了秦代，因为官狱事繁，篆字难成，就不得不釆用容易书写的隶书。隶书虽然破坏了一部分小篆的结构，降低了汉字的象形程度，但是书写起来比小篆方便得多，所以到了汉代终于取代了小篆成为主要字体。
    字形指汉字的结构。楷书出现在汉魏之间，进入南北朝之后成为汉字的主要字体。汉字进入楷书阶段之后，至今已有1500多年。其间字体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演变的重点转向字形，字形在继续简化。史籍记载，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而考古发掘表明，在西汉时期已经有了植物纤维纸。纸张的出现和印刷术的发明加快了文化的传播。隋唐以来，一种与传统文言文不同的、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古代白话文在民间逐渐兴起，并得到广泛的使用。古代白话文的用字和传统文言文不同，文言文沿用传统的正体字，而新兴的白话文大量使用方便快捷的俗体字。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在清末随着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萌发，要求普及教育、开通民智成为一时的风尚。1909年教育家陆费逵着文提出“普通教育当釆用俗体字”的主张，迅速得到各方面的响应。1935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内容324个简体字，准备推行，可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中途夭折，未能成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决定对汉字进行简化。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内含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推广，简化字逐渐被广大民众接受。据2004年公布的国家语言文字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平时主要用简化字的占被调查人口的95.25%。这个数字表明字形简化取得成功，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
    今后汉字朝哪个方向发展？是继续沿着简化的方向前进呢，还是要恢复繁体字呢？毫无疑问的是要继续沿着简化的方向前进。在信息网络时代，随着磁介质的大量使用，汉字已经开始了无纸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汉字不但要能方便地输入电脑，而且屏幕显示要有较高的清晰度，以便于阅读。在这方面，繁体字当然比不上简化字。再从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来说，简化字规范、易学、便用，受到海外学习汉语文的人士的欢迎。
   
二、要理直气壮地肯定简化字
    语言文字属于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变化要靠人力来推动。周有光先生说“语文生活的前进动力来自三个方面：1.群众的语文运动；2.学者的语文研究；3.政府的语文政策。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语文运动就没有活力，没有语文研究就不能提高，没有语文政策就难于推行。”新中国的汉字简化取得成功靠的就是这三方面的合力，其中政府的语文政策具有决定的意义。
    汉字简化是语文生活里的大变革，牵涉到各行各业，影响到千家万户。总结半个多世纪来的汉字简化工作，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汉字简化和其它各项工作一样也是有利有弊，而且是利大于弊。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改革是不存在的，对于利大于弊的改革要积极推动，而且在推动过程中要尽量扩大利的方面缩小弊的方面。汉字简化利的方面表现在减少了笔画和字数，提高了阅读的清晰度，方便了学习和使用；弊的方面表现在有些字改变了原来的偏旁系统、增加了一些形近字、有些字的构字理据有所削弱。正因为这项改革利大于弊，所以受到各界民众的欢迎。改变千百万人多年来形成的用字习惯要有个过程，社会的各种思潮也会有不同的反映，有时还会引起激烈的争辩。这都是很自然的。近几年来，出现了否定简化字、要求恢复繁体字的声音。有的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尽量扩大这种声音，一个时期内简化字似乎遇到了危机。其实否定简化字的只是极少数人，简化字的旺盛生命力在于广大民众之中，这里说的广大民众既是指工农兵主体，也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汉字简化为广大民众做了好事，对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早已超出了中国大陆，遍及全世界。1958年周恩来总理说过：“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到今天，我们有了半个多世纪推行简化字取得的成果，证明信息网络时代需要简化字。在当前围绕着简化字进行的争论中，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简化字。下面我们对否定简化字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一点分析，供关心汉字简化的各界朋友作为参考。
    有人说：“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繁体字和简化字都是记录语言的的工具，它们只能供人们拿来使用，而不会对人们施加什么暴力行为。碾碎陈梦家先生和“右派”群体的不是简化字，而是“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使陈梦家等知识界人士受伤害的这笔账算不到简化字的头上。“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同样使汉字简化运动受到严重干扰。
    有人说：“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不顾事实，把汉字简化这种语文改革政治化，已经超出了讨论简化字的学术范围。我们知道，汉字简化始自清末和民初，民国政府曾经要推行简体字，这和“消灭汉字”“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扯不上关系。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什么时候要“彻底消灭汉字”，哪里有什么“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的事情？到今天汉字依旧活跃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人说：“繁体文本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这是公开地宣扬语言文字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事实是不论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是交际的工具，都没有阶级性，根本谈不上什么“柔软温存”或者“坚硬冷酷”。语言文字本身和运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思想观点是两回事。如果文本的内容是“柔软温存”的，不论用的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表现出来的都是“柔软温存”的；如果文本的内容是“坚硬冷酷”的，不论用的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表现出来的都是“坚硬冷酷”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论用的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应当尊守这些原则。
    有人说：“几千年繁体字的历史比几十年简体字的历史重要得多。”持这种观点的人以为汉字的繁体字自古自今没有变化，而简化字只是在1956年以后才产生。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古文字专家陈炜湛教授指出：“汉字简化实始于商代，始于甲骨文。”甲骨文存在着大量的繁简两体并用，而简体的使用频率高于繁体。例如，甲骨文“渔”字有繁有简，繁的从水从四个鱼，简的从水从一鱼。有四个鱼的是“渔”的古体，也见于殷商金文。甲骨文里从四鱼的仅二例，从一鱼的有四十余例。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可见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历史同样古老。简化字的绝大多数来自古代的“俗”字，它的历史与繁体字一样久远。
    有人说：“我对三种简化是不认同的。”“三种简化字指的是同音替代、符号替代和草书楷化。”“这些问题，要逐渐改正，这次的新规范汉字表作了一定的纠正，但还没有大规模地改。”1922年钱玄同先生提出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里提出了构成简化字的八种方法，其中就包括上述的三种方法。用这三种简化方法得到的某几个简化字，如果不合适，可以修改；如果从根本否定这三类简化方法，简化字就去掉了八分之三，名存实亡了。汉字简化的方法不是哪个人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在长期使用汉字中的伟大创造，这些创造已经在社会里扎下了根，不是哪个人说一声“不认同”就可以取消的。把所谓“改正”简化字和新《规范汉字表》联系在一起更是十分不妥的。利用研制《规范汉字表》的机会恢复繁体字得不到民众赞同，只会增加研制《规范汉字表》的难度。
    类似这种似是而非的反对简化字的意见还有一些，这些意见既脱离群众的意愿，也没有学术研究作为支撑，注定不会成功。

太原小寅

一笔了之


“与”对“與”说：现在有车子了，还须两只脚走路吗？

“广”对“廣”说：我已经扫黄了。

“厂”对“廠”说：我的内部已被贪官挖空了。

“爱”对“愛”说：我没有心，却有朋友。

“办”对“辦”说：现代化了（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不用辛辛苦苦了。

“产”对“產”说：我不用生，从别人手里拿过来就行了。

“书”对“書”说：我这里没有“子曰”。

“云”对“雲”说：由于地球气候变化，我已经没有雨了。

“国”对“國”说：我实行计划生育，所以减少了人口；我实现和谐，所以没有干戈；我有玉，所以比你富裕。

“叶”对“葉”说：没有树木，我也可以生长。

“体”对“體”说：我没有骨气，却有本钱。

“斗”对“鬥”说：我是文斗，你是武斗，我比你文明。

“区”对“區”说：我是新区，你是老区，所以你的人口密集。

“头”对“頭”说：你没做美容吗？怎么长了小豆豆？

“飞”对“飛”说：你要两飞才能升上去，我可是一飞冲天。

“坏”对“壞”说：我可以说“不”，你呢？

“历”对“歷”说：有实力，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人。

“丽”对“麗”说：没有鹿，我照样吸引人。

“树”对“樹”说：我总是对的。

“为”对“爲”说：你的点太多了。我坚持一个中心。

“让”对“讓”说：我才能体现上级的关怀。

“长”对“長”说：你已经封顶，怎么往上长啊？

“发”对“發”说：你那么复杂，我就容易得多。

“发”对“髮”说：原来过去人们的头发那么长！

“开”对“開”说：没有门，就永远敞开了。

“关”对“關”说：连门都没有，不就永远关闭了吗？

“与”对“與”说：现在有车子了（佳人微信公众号：jiarenorg），还须两只脚走路吗？

“会”对“會”说：我是人云……亦云。

杨卫列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好多写繁体字的书法家经常写错字

杨卫列

其实，除了书法家，还真没什么人喜欢写繁体字。

郭恒

支持简化字但并不能排斥繁体字，将繁体字弃之不用。同时也应加强对繁体字的学习，避免在正式场合繁简混用，闹了笑话。

太原小寅

   
三、简化字有利于继承传统文化
    有些知识分子不赞成简化字，主要是担心推行简化字以后，人们不认识繁体字，读不懂古书，无法继承传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不认识繁体字自然读不懂用繁体字印制的古书，可是认识了繁体字就能读懂古书吗？中国大陆在推行简化字以前，用的是繁体字，是不是每个认识繁体字的人都能读懂古书呢？今天的港澳台仍在使用繁体字，是不是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读懂古书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其实，要读懂古书不是只认识繁体字就可以做到的，还必须具备相当丰富的、阅读古书必不可少的相关知识。既然如此，读不懂古书又怎么能继承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当然要继承，不过继承的方式有两种，就是直接继承和间接继承。直接继承指由专业的古典文献的研究人员来继承，他们具有阅读古典文献的能力，担负着研究继承传统文化的重任；间接继承指非专业的古典文献研究人员，他们读不懂古书，不具备阅读古籍的能力，他们只能通过阅读古典文献研究人员编写的古籍的注释本、今译本来接触古代文化。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说：“我们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恐怕不大需要读古书。如果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恐怕不大需要读古书，他们也没有很多时间读古书。如果有些古书需要广大人民群众读的话，我们可以翻译成现代语来教他。”后代人读不懂前代的文献是世界各国的一般现象，接受古代文化遗产必须通过专家。欧洲各国是如此，我们也只能如此。
    单就文字来说，文言文用字不同于白话文用字。文言文里面使用的字大约有60%是白话文里不用的。要能够读古书就必须专门学习并掌握这些字。例如，白话文说的“贿赂”，文言文要说“赇”；白话文说的“鼓槌”，文言文要说“桴”。像“赇”和“桴”就是文言古语字。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现代常用字，在文言里有特殊的读音和意义。如果不懂得这些特殊读音和意义，用现代的读音和意义来读来讲，就会出错。例如“队”字现代读duì，意思是队列、队伍，而《荀子·天论》“星队木鸣”的“队”要读zhuì，意思同“坠”。又如“贯”字，现代读ɡuàn,意思是贯穿、贯通，而《史记·伍子胥列传》“子胥贯弓执矢”的“贯”要读wān，通“弯”。不认识这些文言古语字，读古书处处是陷阱，非出错不可。
    有的出版部门出版了古书的简化字今译本，有的还附有注释。这为那些不认识繁体字而又想阅读古籍的人提供了方便。比较下列两段文字：
    （1）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2）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谋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习乎？”（《论语·学而》）
    （1）用的是简化字，（2）用的是繁体字，记录的语言是一样的，表达的意思也是一样的。简化字和繁体字都能用来印制古籍，而认识简化字的人要比认识繁体字的人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简化字更有利于继承传统文化。我们认为，对于专业的古典文献研究者，他们不但要认识简化字，而且还要认识繁体字。对繁体字不但要认识，而且还要有相当的研究，不然的话他就很难在研究上取得成绩。
   
四、从汉字的分合看一简对多繁
    汉字在长期的发展中，分化和合并是经常发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里产生了新的意义。当新义找不到合用的字来表示时，就要产生新字；而新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般是从已有的字分化出来的。例如由“刀”分化出“刁”，由“令”分化出“命”。这是汉字的分化。造成汉字学习和使用比较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它字数太多；而减少汉字字数的主要方法是合并。例如，在甲骨文里子丑的“子”和子孙的“子”不同形，后来合并为一个“子”。小篆里表示兜鍪的“胄”是从冃由声，表示后裔的“胄”是从肉由声，字形不同，后来才合并为一个“胄”。这是汉字的合并。20世纪50年代我们进行汉字简化时，设定的目标是不但要减少笔画，还要适当减少字数。减少字数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同音或近音代替，另一个是同音或近音合并。前者如用“板”代替“闆”，用“斗”代替“鬥”；后者如“獲”和“穫”合并简化为“获”，“發”和“髪”合并简化为“发”。这样就出现了“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简化字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实践证明“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在记录现代白话文的时候不出现问题，不需要调整；用来印制文言文时有可能遇到一点问题。例如《简化字总表》规定穀物的“穀”简化为山谷的“谷”，《诗经·大雅·桑柔》第十二章：“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穀。”如果把这章诗里的“穀”简化为“谷”，同一章诗连续出现两个“谷”，阅读时就会多费许多思索。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用繁体的“穀”。
    人们在对汉字文本进行由简到繁的转换时就常常遇到“一简对多繁”带来的问题。例如，把“西太后”转换为“西太後”，把“中文系”转换为“中文係”，把“海淀区”转换为“海澱區”。为了解决这一类问题，有人就主张把“一简对多繁”都改为“一简对一繁”。其实，造成简繁转换中出现差错的原因，不在“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而在从事简繁转换的人不掌握汉字简繁体的对应规律，不具备从事转换工作的能力。这就如同让一个英文水平不高的人去从事汉英翻译，一定要出现差错。解决的办法是对从事转换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水平。个别的“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在使用中确有不便的，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调整；如果要把所有的“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都改为“一简对一繁”，既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容易做到。例如《简化字总表》规定，用升斗的“斗”代替鬥争的“鬥”。如果要改为“一简对一繁”，很难找到一个能被大家普遍接受的“鬥”的简化字，解决的办法只有恢复繁体的“鬥”。
    目前市场上有多种进行简繁转换的软件，用这些软件对于“一简对一繁”的简化字进行转换没有困难，对于“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转换时就可能会出错。在智能化程度更高的软件问世以前，现有的转换软件还可以使用，不过在用软件进行转换后，要用人工进行复核，把发生的差错改正过来。
（苏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