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维道：浅议简化字书法的研究与运用

语文报梁地

浅议简化字书法的研究与运用
——丁维道

                  
中国文字可算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最复杂和最具研究深度以及研究价值的一种文字了，这一点恐怕没有任何人会表示怀疑。惟其因为它的复杂性和标准性的多重含义的客观存在——诸如真、草、隶、篆书体的多样性，颜、赵、柳、欧、风格的差异性，欧、苏、米、黄书写方式的不同等等——中国文字的由繁变简便成了文字改革的核心问题。时至今日，中国文字的五十余年的简化改革，已经取得了确立标准化的显著成就。正因为中国文字正式进入由繁变简的实质阶段，却给书法界提交了一个“挠心”的问题。本来，简化字是中国文字几千年来的一次最有意义的变革，它作为中国文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似的计数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在书法中的表现和应用原本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人们入情入理的期望值经常会遭遇无可预料的“怪招”的出击，这或许算得我们的特色。
自从1954年简化字颁布实施起以来，出了我们多少带有自命不凡意味的“书法”以外，无论从大、中、小学乃至幼儿教育，简化字几乎没有给繁体字留下太多的“空子”和“面子”，特别在中学以下的教学活动中，毫不夸张地说——达到了赶尽杀绝的程度，基本上见不到繁体字了。在媒体宣传、文字交流、文字普及、市场运用诸多方面，简化字几乎完全占据了整个市场。换言之，短短五十余年，简化字确立了在中国文字发展中的无可质疑的历史地位。之所以成效如此之显著，除了带有政府行为推动的因素以外，关键在于实施文字简化，实实在在地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符合人民大众迫切希求掌握中国文字的根本愿望，这与“书法”可以说毫不相干。
    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今天，如果我们（至少是为数不在少数的人群）能够理性地对待简化字的出现、运用和研究三重难题，能够稍稍放下正统“文化人”的架子和书法家的“张狂气度”，也许就会承认我们死死坚守的 “简化字不能入书”的，与简化字闹对立的“孤堡”，显得太过于孤立无援和前途渺茫。其原因极为简单——
    对于业已通行的简化字的产生、颁布，符合和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此其一。
另外，中国文字的改革，适应历史进步的根本趋势，适应市场快节奏变化和需求。就连联合国特定使用的几种文字中，都明确了标准汉字——简化字的地位。海外华人、港奥人士都逐渐接受了方便而快捷的简化字，就连目前最受政治因素干扰的台湾的普通民众中，认可简化字的大有人在，这从不少信函往来中，从简化字印刷品在岛内的地下经营到半公开经营，到现在的规模化经营，甚至书法寄件中都可以说明问题。
简明必然战胜烦琐，快捷必然取代沉滞，这也许就是文明发展的特定规律罢。
再另外，我们有理由要求每一位想要挂上一点“书法气味”的人，首先应该弄明白另一个似乎有些含混不清的概念——即书法的艺术性是不是书法本身的全部含义？换言之，书法的本身是否存在文字的交流意义？回答是肯定 “存在”的。如果我们承认了书法具有艺术交流和文字交流的双重意义之后，问题的复杂性就变得十分浅显和明了了。我们由此便可推理得出简化字入书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事情的结论，也就是其必然性是根植于广大民众的认可与应用的土壤之中的。
如是，简化字入书就是一种必然和方向，是一种需要和责任。
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了如何对待繁体字的问题。
我们现实的存在使我们成为未来的事实上的古人，历史责任就要求我们的书法不能停滞，必须有所发展、必须有所创造，方才能使我们无愧于所处的这一相应时代的责任和成就，方才能够完成担当在我们肩上的承上启下的任务。统而想之，我们只有调整书法家的心态，放下书法家的架子，用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简化字入书，进而创造、研究和发现单个简化字个体的可能存在的多种艺术书写方法，以适应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的进步，完成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协调发展的相应步骤。中国书法的发展完全有理由在简化字的推广中取得新的突破，而决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出现有愧于子孙后代的阻滞和停顿。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量的书法作品中简繁混用现象，有些人到底把这种现象用以作为反对简化字入书的一个借口和根据，而根本不从自我身上找找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毛病。究其原因，无外——
到现在六十来岁以上的人，他们是直接接受中国文字的繁体与简化双重教育的人，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思想上的“解禁”从根本意义上讲，对简化字入书与研究起着关键作用。因为他们要么处在受人尊敬的年龄阶段，要么处在被人敬畏的“权威”地位。作为被这些长者们“罩着”的“小辈们”来说，只有完全寄希望于长者们的明智之上，舍此而没有其他更为合适或有效的方法。被动和无奈总是缭绕在我们现代书法人的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使我们无所措手足。我们似乎习惯于敬待权威们的发话，当然最好是权威们动手动脚表露一些“样板”出来，让我们有章可寻，有据可考，进而不需要花费多少心思，便可引经据典地将那些不太循规蹈矩的“竖子们”打趴下——“教训”得他们“体无完肤”，终归无言以对为最好。如其不然，简繁混用倒不失为最理想的明哲保身的“好”方法。
另外，我们其实并非天生下来的“改革派”，在我们心灵深处，太多“墨守成规”的惰性思想，太多“随波逐流”的懒汉思潮，甚而至于习染了将“守旧”视为“正统”，将“创造”视为“越轨”的想当然的坏风气。我们的行为举止当中，确实太多了些“吃老子”的本能反映。不善于解剖和认识自身的惰性的危害，它许多时候可笑地将我们逼到了在很大程度上只会以奚落、妒忌为乐事的地步。有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是有趣而可笑的，简直会把当你将别人视为怪物的时候，你也变成了与别人格格不入的另类这样简单道理都忘记得干干净净。我们真成了宁肯“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的应声者而心安理得。
再另外，台湾和海外的影响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当然，如果我们的坚持是从自身民族发展的需要出发，是从中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而论，大可不必瞻前顾后地以实际需要为根本出发点，使简化字本身连同简化字书法推而广之，推而行之。一个新事物的发展到被接受、被推广，本身就需要人们的最起码的学习为基础的。诚如是，半个多世纪的简化字推广，难道还不足以构成使简化字进入书法和书法研究的依据吗？既然我们认为简化字于社会、于文化、于时代有好处，我们没有舍弃自己的进步理念而采取迎合步骤的必要，这毕竟不是“政治”，也毕竟与“原则”并无相干。
我们过于漠视（或者说冷漠，再或者说无动于衷更恰当些）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倒真正是我们在书法领域里对于简化字的推广、应用失职的直接原因。进而，我们对于简繁混用的容忍也顺理成章地找到了理由。当然，如果我们让自己最容易、最善于原谅自己的惰性表露无余的话，“简繁混用”也应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回事，倒是有一点是别具意味的事情——“简繁混用”实际上是对守旧思潮的取笑与嘲弄，甚而至于是报复，这是我们尚可聊以自慰的一丝笑魇。
应该看到，五十多年的简化字历史，已使两代人的书写鸿沟进一步加深了。导致这一点或多或少有些悲哀意味的结局的产生，尽管可以找出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保守思潮（换言之是我们这一代动辄以长者自居的高高在上的自慰感）派生出来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排他性，或者称为自我中心意识，阻碍了简化字书法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举出以下两个最为常见的例子来证明这一个观点：
其一、有人鼓吹简化字入书会导致传统书法的丢失。
这是我们的懒堕和不负责任的走捷径轻而易举产生出来的想法和借口。应该说，我们的老祖宗太过于关照他们的儿孙了，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太过于心安理得地享受老祖宗们的福祉了，尽管复杂纷萦的中国文字，叫他们连口吐鲜血都顾之不得，编成了各种书体的大字典，好让我们翻开来，选择老祖宗们花了数计千年心血总结而就的现成的某种写法进行“拼凑式”的创作，不失为最省心、最省事、最直当的方法。最不好意思的是甚至还打起“保护传统”之名，躺倒在老祖宗怀窝里享起清福来，不许创新、不许发展、不许简化字入书，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文字艺术发展的障碍。
再说，我们现在的书法到底为着何来？我想，决然不是为了过去时的古人罢。如果承认我们的书法是为了今人和后人，那么，何必放着今天的文字不书写、不研究，更不可理解的是无异于不承认呢？而非要把数百年、上千年前的繁体字、异体字当成宝贝舍不得放弃，甚而至于用它来充当打压简化字入书的炮弹，这不是太可悲了吗？有更为甚者，社会上居然有一种人将书写繁体字或异体字当成炫耀自己的工具，显摆自己的噱头。诚然，这里有一个传统继承的问题，如何对待繁体字的问题。我们其实大可以将它们放到文字“博物馆”里去，让我们有兴致的时候，带上儿孙后辈们去欣赏先辈们在相应时代的创造成果，去体会方块字的发展脉络，无论去赞赏、去感叹都无不可。如果撇开“继承传统”这一严肃话题，我们对于古代的文字或其他一些艺术形式的辉煌，其实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供”之高阁，让他成为我们乃至后人们信手拈来便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佐证。当然，如果是为了研究和科研的目的，那却是另一回事，但，这毕竟不是与大多数民众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非要颠倒书法为了谁的顺序，其实我们就连到底为谁服务、为谁活着的基本概念都搞得糊里糊涂了。
其二、不少人一个劲地鼓吹简化字难写，不好看，这却成了反对简化字入书的另一个“钢性”理由。
对这个问题，实在需要我们拿出一点点勇气来冲破繁体字好看的怪圈，其实更需要我们拿出几点点打破我们自己急于求成的轻浮功利思想的勇气，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不容怀疑，中国文字一开始出现，就有笔画多少之分。我们的先辈们从来就没有用笔画的多少来区分书法的好看与否，也就是说决没有笔画多的字好看而笔画少的字难看的理论和说法。他们至少没有在这方面多花太多的脑筋，而是不辞辛劳地为儿孙们研究了大把大把的书写成果，让我们不费神伤便可以信手拈来即成了“权威”，但是，我们却心安理得地抛开简化字入书的烦恼自在地坐我们的“交椅”。
在简化字公布之先，中国文字中就存在大量少画字，诸如“人、手、刀、口、牛、羊”一类用不着简化的“原装”字。并不是因为它们生得好看而书写起来让我们得心应手，而是通过先辈们无数次的书写研究才创造出多种书写表现方法。让我们应用起来犹如探囊取物般易得易成；同时，中国文字中也存在不少十几二十画、甚至三几十画的“繁字”，也不是因为它们“繁”，所以书写起来就好看。在这里，我们强调的应该是研究和创造，应该是人为因素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毕竟书法不是单靠记忆就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的学科。任何一位书家都不会认为自己的书法成果不是通过呕心沥血的学习和努力才获得的罢，也没有任何一位书家是靠捡一些笔画多的好写、好看的“繁画”字，胡弄一通便顺顺当当地成了书法家的吧？因此，研究或创造简化字的艺术书写方法，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艺术书写问题，而应该看成是一种当然属于我们自己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特别是压在当代书法家肩头的历史责任。
在简化字研究，简化字入书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具体些说，我们没有必要等待下列任何一项情形的发生，便理应立马付诸书写、研究、创造、宣传的实际行动中去——
首先是等待大书家的出现。
因为大书家头上有一个“大”字，加上我们头脑中或多或少的奴性，导致我们唯“大”是尊的必然结果。只要“大家”用过了，似乎一切都有了结论。完全忘记了“大书家”和权威人士，是需要时世给造就出来的社会实践这一客观条件。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们联想起前些年中华诗坛的遭际情景，它或许对书坛会有借鉴作用：原先，不少人把两几千年前创造的诗词格律看成比祖制还要神圣万千倍的金科玉律，把普通话视为中华诗词发展的对立障碍，有的书籍和刊物，公开声明反对用普通话写诗，坚决不登普通话诗。甚而至于信誓旦旦地预言：如果发展了“普通话诗”，中华诗词就将消亡……。然而，短短几年工夫，普通话对联出现了，中考、高考中开始对普通话对子了；就连有些诗联征稿里也开始对“新声韵”的普通话诗公开亮起了绿灯。结果怎样？这倒没有引发“地震”，也没有“海啸”，而中华诗词还在那里“活得”好好的。其实，这里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容忍、实践与肯定的过程，有一个允许普通话诗的小花参与竟开的气度问题，有一个让百花竟开的胸怀问题，决不衣某位权威和大家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也决不是要下一个普通话诗联比旧体诗联好得怎么样的结论，而是我们必须真正认识到旧体诗实实在在急迫地需要面对继承和发展的根本无法逃避开去的大问题，真的认识到旧体诗所面对的是一群口操普通话或“哈罗”“OK”、手写简化字的决不把旧声韵、旧格律当“传家宝”，把繁体字当“祖宗定制”的“叛逆者”，是一群绝对不好对付的具有选择主见的、不一定对旧体诗、繁体字买单的受众群体。说白了，越是想将我们自认为高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的东西，硬作为传宗接代的法宝，我们越发容易遭遇逆反的、让我们下不来台的对待。
中国书法是否会遭到与古体诗同样的境遇，其实不用说得太白，谁也不聋不哑，要不然可能背上硬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嫌疑。总之，只有适应，只有创造才能进步，才有出路，用得着最现实、最流行、最通俗，也是最真实的一句话叫做“与时俱进”。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有不少有趣的、也可以说是无情的文化例证说明：不前进不行。白话文打败了文言文，而最终取代了文言文，就是发生在离我们还不满一个世纪的新鲜事，我们不应该忘记，却应该在对待简化字书法研究的问题上引以为鉴。
其次是闲等具有权威性书写方式或工具书的出现。
看来，等待权威人士发话无论如何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谁也不愿意在没有实足把握的情况下充当出头椽子；我们太习惯巴望和等待了，因为除了在涉及经济领域之外，我们的时间观念也不太习惯用金钱及生命来作“秤砣”，似乎我们有用之不完的时间来“耗”着，来等待着，来“忽悠”着过日子。正因为如此，期待具有权威性书写方式或工具书的出现，期待权威机构的标准出台，也终归会落空。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书法史上“天下第一行书”、“黄自元楷书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标准草书”……的出现过程，在起先，我们后来才确认的这些“大家们”决不是有意识的要代表权威机构的标准出台的，实际上是这一些书家的个人研究和创造行为的结晶，导致了某种相对标准的确立。也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建立，必须有相应的极端情况来作基础，它才不是空中楼阁，才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如果我们能够坐下来，摆平我们的心态，开始我们各自的深入的研究和创造，不计较个人的成败得失，“简化字入书”、“简化字书法研究”、“简化字书法运用”这些问题，到底能算得上多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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