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本一（语文教育家、《语文报》创始人）

超级斑猪

陶本一

陶本一，1941年生，上海人，曾任山西师范大学校长，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至山西师范大学从事高教工作，1980年创办并任《语文报》社社长兼总编，1983年底任山西师范大学校长。1994年底调上海师范大学任副校长。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导师，兼任多个专业学术组织的领导小组成员、上海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主编，并主持基于语料库的小学识字教学研究课题、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教师标准的研究与制定课题。

超级斑猪

陶本一先生在语文报社的一次讲话　　
       站上这个讲台有点危危颤颤，心里有点紧张；听了大家刚才的发言之后，我的心里感到更加紧张，老怕从高处掉下来，高处不胜寒。我十分感谢各位朋友，牺牲了宝贵的时间来参加这次座谈会；我尤其要感谢语文报社的各位同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全力以赴的投入，筹备这次研讨会。
　　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有幸终于熬到了这个阶段，并且在七十古稀的队伍中间找到了一个合法的位置。其实现在看起来70岁根本就不算什么。前些日子，我在一些新闻媒体里，看到山西长治有位老大娘，90多岁，在家里面练劈叉，而且练得非常好。90多岁的老太太都在练这样的高难度的动作，像我这70岁应该不算什么。所以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伊璀同志在我的病房里说，你怎么在这儿，你才70岁，不应该在这儿。但是不管怎么说70岁总是人生的一个标志，它宣告着老年时代已经来到，在这时候回顾一下走过的路，规划一下将要走过的路，是很有意思的。我这70年去掉最初的21年的学习生活（21岁大学毕业），实际工作年限是49年。在这49年里，有32年（而且是最初的、精力比较充沛、思想比较活跃、身体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年华），是在山西度过的，也就是说在我的工作岁月里边有三分之二的岁月是在山西度过的。因此，完全可以这么说，山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是山西的水土养育了我，是山西的风雨锻炼了我，更难能可贵的是山西给我创造了各种条件，建设了一个优越的平台，让我在这个平台上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
　　如果说我一生做出了一点成绩，有了一些成就的话，这个完全应该归功于山西。我庆幸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能够分配到山西工作；我庆幸能得到山西各界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我尤其感到幸运的是我的学生对我的理解和全力支持。我所进行的各项工作，如果没有我的同事，我的领导，特别是我的学生的关爱和鼎力相助，那么我将一事无成。
　　刚才很多朋友讲了我工作中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我切实回顾了一下，觉得我在山西，最花精力做的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对语文学科教育思想的探讨。因为我从事的专业是语文学科教育研究，而我的工作又是和专业紧紧结合的，所以从山西到上海都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什么是语文学科，语文学科的界定在什么地方，学生为什么要学语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教语文，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面我和我的学生，我和我的博士生、同事一起做了深入认真的探索。我们的研究成果写成了几篇文章，最重要的是《关于语文教学的几个问题》《语文教育和语言素质》《“语文”阐释》。这几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还没有在语文教学界展开深层次的讨论。不过我相信，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是提高每个学生的“语言艺术”的能力，必然会得到大家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不再多讲了。
　　第二件事是创办“语文报”，这就是以学生为本，设法最大限度地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也就是说从学生出发，来培养这方面的人。
　　我要讲讲语文报，语文报一直是我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部依托。肖复兴写的那篇报告文学中最后说，陶本一没有小孩，语文报就是他的小孩。这句话我想是真实的。在语文报的创办之初，校内、校外有很多同志，都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搞好这份报纸。可以说，没有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全体老师的支持，没有全国优秀中学语文教师的支持，没有全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学者的支持，我们语文报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的。怎么样把全国优秀的教师吸引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呢？一开始我们采取了一种策略，就是把语文报做大，规模做大，出版做大，影响力做大，使语文报不仅仅成为山西省中、小学生学习语文的报纸，而且要成为全国学生学习语文的报纸；不仅仅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平台，而且是全国年轻人学习语文的好帮手。这是一个很宏大的目标，要实现困难会很多，最重要的是，学校所在地临汾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很多人不知道临汾在什么地方，老师们问我们临汾通不通火车，临汾是不是出酒的地方，他们记得汾酒，以为临汾是出产汾酒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办报纸很难得到读者的信任。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个非常好的措施，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我们在全国六个大城市设立六个编辑分部，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武汉、成都、长春，这些都是文化的大省，经济的大省。在这几个城市设立编辑分部，充分显示了我们报纸的实力，一下子取得全国的同学和老师对这份报纸的认可，试刊号第一期的订数就达到了近80万份，这个订数在当时说来是相当可观的，一下子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同时，我们设立了六个分部，这样就得到他们所在城市教师的支持，就得到他们所联系的各行各业朋友的支持，所以语文报创刊以后，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形式也大方优美，在缺少青少年读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很快就受到了学生、教师、家长以及其他方面读者的欢迎。
　　第二个我想说，语文报不仅是一份报纸，不仅是通过一份报纸给大家新的精神食粮，更重要的是通过语文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首先是在编辑队伍中涌现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离开了语文报社以后，在各个行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比方说刚才发言的齐峰同志，比方说像语文报以前的副总编辑李文儒同志，他现在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比方说，像王宇鸿原来是山西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现在是山西省出版传媒集团的副总经理。比方说，武智勇现在是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编辑队伍得到了培养，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报纸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这些读我们语文报成长的人，在他们工作之后，都还念念不忘语文报对他们的帮助。像原任上海文新集团社长、现任世博局副局长的胡劲军，就是语文报的读者、作者。他坚持在语文报上发表习作，不断和语文报的编辑交流，得到了营养，逐渐成长。他是杨浦中学于漪老师的学生，报考复旦大学时，他拿着语文报刊发的一期“胡劲军专辑”，让当年复旦大学这个专业的系主任和书记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立刻答应把他收进来，这样他就跨进了复旦大学的大门，以后逐渐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毕业时留在解放日报工作，后来又到了文新集团。胡劲军只不过是很多例子中间的一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办报就是为了要把人的思想，把人的水平，把人的知识，把人的视野提高，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生活，看待社会的今天和明天。创办了报纸，培养了人才，这是我们办语文报的两个重要支点，我到现在都觉得很重要。
　　第三点我想说，大家谈起语文报总是谈陶本一，实际上在陶本一的后面有无数的青年人在工作，无数的教育工作者在关心支持，无数的专家、学者在关爱并帮助我们。正是他们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和劳苦，使语文报最初能够站稳自己的脚跟，所以我要深深地感谢各位同事、各位同学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最初语文报只有一个半人，我到现在都念念不忘的是：一个人是阴振国，半个人是陶本一。因为我那时还要上课，只有一半的时间放在语文报上边，阴振国是行政人员，需要管全面的事情，要管联络，要管发行，要管财务，很多工作都堆在他一个人身上。好在当时他还没有成家，可以把一小时掰成两半用。后来队伍发展了，这样就有了张发、秦臻、李文锦、靳保太、赵建功，他们是我们报社最初的编辑，兼校对，兼联络，兼发行等等。凡是报社各个部门的工作都由这几个人兼起来。正是他们付出最大的牺牲、最大的努力，才有了语文报的今天。我一直到现在，深深感到遗憾的是，那个时候总在工作上不断地苛求他们，没有很好的从生活上关心他们。我举个例子，李文锦孩子生出来才三个月，她的太太因为他不能回去照顾，就主动跑到临汾来生活，结果到临汾来是不是能得到她丈夫很好的关爱呢？也没有。我们因为人手少，要经常临汾—太原两地跑。有一次他因为印刷上的问题，12点从太原赶回临汾汇报，研究出一个解决方案，1点多钟又从临汾赶去太原，连家门口都没有进。所以我一直都感到很内疚。假如让我再回到过去，我一定不会这样对待我的下属我的同事。还好，他们也都理解办语文报是为什么，没有丝毫的怨言，甚至私底下都不曾议论过对我的意见，这使我非常的感动。
　　第三件事是关于高等教育的改革。高等教育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我们山西师范大学，确实在那些年里做了一些改革的实验，有了一些改革的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我还是要说，这些改革如果没有全体教师的支持，没有同学的理解和配合，是寸步难行的，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改革都是比较大的。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当时的一些行动，也都可以看到，是完全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完全符合国家对人才所提出的要求的。我觉得我们在整体的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思想，是在我们山西师范大学，真正树立学生作为主体的地位，使学生真正成为山西师范大学的主人翁。我们所做的各项工作都是为此而努力，使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使他们有更高的视野，使他们有更果敢的行动，使他们能为自己所创造的成绩感到骄傲，为我们的学校感到骄傲。
　　这期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校长和学生见面日。当时我们都感到学校的整体的工作没有得到学生的理解，更不要说得到学生的支持，那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改变这种状态呢？我们经过认真思考后觉得需要校领导和学生们直接对话，使学生了解学校的工作重点。应该说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对这方面还是不太认识的，校领导害怕和学生见面，害怕学生在见面会上当面提出什么非分的问题，造成很尴尬的局面。实际上见面日之后，学生和教师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有了深刻的认识，有了很好的理解，觉得校方在各方面都是切切实实在为他们解决问题。这样他们也就在各方面都能谅解并支持学校的工作，从而做到步伐一致，使学校的工作能够蒸蒸日上。所以一到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五的晚上，大礼堂很快就挤满了人，谁要参加谁都可以参加，谁都可以提问。学校的所有处长们都要列席，同学们可以对任何一个处长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处长们也必须立刻回答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做出及时回应并制定出详细整改方案，在下次校长见面日的时候，向大家汇报整改结果。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举，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举措使我们学校工作透明，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学校工作中间来，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
　　再有一条，我们创建了学生自律委员会，也就是学生的道德法庭。学生犯了错误以后，不仅仅是行政方面提出建议怎么处分这个学生，而首先是交给自律委员会，让他们来举行会议，讨论学生所应该遵守的一些原则。这个学生自律委员会不是闭门开会，也是贴出公告，像法庭一样的，几月几号在第几教室讨论××的问题，希望大家参加。参加的同学每人都可以拿到一张处理意见表，来提出自己对这个同学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这样做不仅教育了犯错误的学生，也教育了广大同学。所以人民日报对这个工作很是赞同，发表了一个评论说“有事找自律委员会去”。有事先找自律委员会，自律委员会的意见得到校方的充分重视，在学校开行政会议的时候，自律委员会的委员必须参加。
　　第三是建立了校长助理制度，这校长助理不是一个虚假的摆设，是经过好几个同学在会上发表演说，争取这个岗位之后我们确立下来的。它不是一个虚设的岗位，每星期校长助理要到校长办公室上两天班，我们还发给工资，是名符其实的助理。助理什么？反映学生对我们工作的意见，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做得都非常好。
　　在学业方面，我们特别强调的是通识教育，文科的学生要学理科的内容，理科的学生要知道文科的内容，特别是在文科中普遍开设数学课。当时学生中间有句话叫“师范大学两个陶，一个陶本一，一个淘汰制”（考的不合格的学生要被淘汰）。
　　还有一点，是我特别要强调的，我们学校一直坚持对人才的培养，采取了种种得力的措施。这一点我以前已经讲了很多了，这里不再重复。
　　我们所进行的这些改革，确实是在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我在反思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么一条，我所提出的一些改革的思想，没有很好地通过系主任，通过广大学生一起讨论，一起想办法把它做好，而是采取一种强制性的命令把它推广下去，因此在工作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和缺点。有些工作在山西师大开展了，我以为到上海师大去肯定能够很好地开展，但是到上海师大反而开展不了，而且还引起了很多比较大的议论，这些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反过来考虑就可以看出我在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我想把我的工作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现在到了真正退休的时候了，过去我是退而不休，现在我除了两个课题之外呢，没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想在我的余生中再做四件事情：第一是写好两本回忆录，总结一下语文报的经验，总结一下我们山西师范大学改革的得失。第二要做好两个课题，一个是关于基于语科库的词语教学课题，一个是关于教师规范的课题。第三件事情，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生活更好些，每天必须要加强锻炼，坚持锻炼两小时。第四条要出去旅游，每年两次。我在今年元旦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头”字歌，我愿意把头字歌读出来，与大家共勉。
　　走完尽头是开头，
　　走完牛途接虎头。
　　往事已过莫回头，
　　快快乐乐往前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