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工匠精神”附体艺术难以登峰造极？

超级斑猪

来源：广州日报
几个月来，“工匠精神”成为一个热门的网络词，反复被人们提起。近日，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和广东省美协主席许钦松关于西方古典艺术中“工匠精神”的对谈，更是引人注目。那么，中国的文化艺术传统中，到底有没有像西方一样深入人心的“工匠精神”？它应该包括什么样的内涵和外延？这个时代的艺术创作，是否亟须召唤“工匠精神”附体？且看业界专家们的深入剖析。
“工匠精神”不单指技术
可谓是宋人的时代精神
提起“工匠精神”，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瑞士的手表、日本的产品和德国的工业，那么，何谓真正的“工匠精神”呢？
在艺术评论家、画家梁江看来，“工匠精神”应该包括专业、敬业、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等方面，对待自己的工作，99%的完美还不够，而是要努力达到99.9%的完美。“因此，‘工匠精神’更应该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极致理念，而不单单指技术本身。”他说。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磊也认为，“工匠精神”不是专属于具体的技术，其题中之义包含了专注度、认真度和全身心投入的状态。虽然艺术创作需要情怀、智慧、眼界，但“工匠精神”不可或缺。
而中国文化艺术传统中，到底有没有“工匠精神”的鲜明传承和代表时代呢？梁江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庄子》当中，《庖丁解牛》虽然是一个寓言故事，但它所展示出的就是厨师的“工匠精神”：一方面是“技进乎道”，努力探究解牛的规律；另一方面，即便解牛达19年，“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那种专注度和敬业精神始终保持着。
“历史文献中的‘工匠精神’，最早则集中于《考工记》中，这篇战国时期的经典文献，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这是中国‘工匠精神’的源发性文献，在中国皇家营造和民间手艺人当中，都有着连续不断的传承和体现。”梁江还特别指出，今天我们推崇宋代美学，除了极简风格之外，各种文化艺术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工匠精神”、极致主义也是重要原因。“宋代是一个极其理性的时代，将格物致知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在康有为看来，宋画堪称写实的顶峰，他在《万木草堂藏画录》里曾说‘今欧人犹尚之’。宋人崇尚写实，在宫廷花鸟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像宋徽宗命人画孔雀，他会问孔雀站在凳子上，是先提左脚还是右脚。而无论是哲学、文学、科技，还是器物，也都崇尚格物致知，都体现了高度的‘工匠精神’。记录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经典文献《营造法式》出于宋代，文人墨客对于各种技术的精研，也为那个时代保留下珍贵的文化资料。像黄庭坚自己制作香丸，李清照、赵明诚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进行深入研究，使得宋代人的青铜器高仿品，也成为了后世的经典。宋代五大名瓷更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工匠精神’是宋人的时代精神。”
以“道”为归依
文人画不排斥“工匠精神”
对此，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美协主席许钦松认为，宋代以前，文人画还没有勃发，“工匠精神”在中国画中的体现是很鲜明的。但在文人画占据主流地位的元明时代，“工匠精神”就被淡化了，或者说被遮蔽了。“文人讲究综合素养，注重抒发个人情感、性灵，强调‘逸笔草草’，这是脱离了术能的角度去谈论艺术，因此评判标准也产生了变化。此后，除了宫廷画家一脉，‘工匠精神’逐步和中国画疏离开来。”
梁江则指出，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谈“工匠精神”，任何优秀的作品，当中都会蕴含着“工匠精神”，文人画也不例外。“‘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虽然语出元代文人画代表人物之一的倪瓒，但实际上他的作品并不潦草，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指导性理论。古人写生，不仅是写形，更是写生机、生意、生趣，这其实是对画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中体味最细微的东西，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很多文人画家写意画得好，工笔也画得好。像赵孟頫、文徵明的作品，其工细程度都令人惊叹。明代广东画家林良也是文人画的代表，他的白鹰画得就很严谨。王冕的没骨梅花，也只是用了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已。艺术语言上有所创新，反而体现了创作者对艺术无止境追求的‘工匠精神’。”
许钦松也进一步表示，今天的艺术一词当中，既然包含了术字，就说明我们仍然要以术能为依托。齐白石经常被称为艺术巨匠，就是强调他在术能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因此，我们在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中重提“工匠精神”，重视术能，确实是好事，但一定不能误读，不能一味落入到写实的规范中，以为画得越精确就越好。譬如，今天工笔画很受欢迎，有些作品精细到展出时旁边还配备一个放大镜，这样的“工匠精神”跟传统国画的追求就相去甚远了。“‘工匠精神’既是一种精神，就要有高度，要以‘道’为归依。我们经常说某个人的作品很经看、很精妙，并不是说他画得很细，而是他把控画面、笔墨的能力恰到好处，每根线条的质量都很高。这其中就展示了他的‘工匠精神’——在艺术上追求炉火纯青，达到极致。”
“工匠精神”是激发艺术创造力的基石？
在徐冰的接受记者访谈和他的个人回忆文章当中，有一段关于他画大卫像的经历被反复提及，简直可以称之为“徐冰经验”，是“工匠精神”的极致呈现。
他说，在美院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寒假，他决定把大卫像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组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申出新的‘技术’问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我在铅笔和纸仅有的关系之间，解决每一步遇到的问题，一毫米一毫米地往前走”。
最终，徐冰认为“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通过这种训练，让他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他强调，“齐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两只辣椒画得那么有意思，这和他几十年的木工活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素描’训练。”
后来，在制作天书的过程，徐冰甚至将“认真的态度”当做属于艺术语汇和材料的一部分。“工匠精神”在徐冰的艺术创作上，可谓功不可没。
崔磊也表示，“工匠精神”乃是激发艺术创造力的基石。“只有连续不断、拼尽所能地对一个点状性事物深入下去，知道前人已经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再于此高度上不断推进、突破，才能产生真正的创造力。有足够的专注度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匠人，如果再有天赋、有情怀，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无论是谁，都跨不过匠的阶段；但凡伟大的作品，也都是能够体现匠人精神的。像徐冰的《天书》，必须经过长时间琢磨，通过融会贯通再悟道升华的。”
重提“工匠精神”
恰逢其时
而“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跟其在各行各业中的普遍缺失恐怕大有关系。
说起来，崔磊有点痛心疾首：“不是我认为其缺失了，而是真的严重缺失。现在整个玉器圈的人，大都过于活跃，却忽略了自己的核心价值是创作。大家都在浮夸地堆积简历，放大自己的社交圈子，展示自己的人脉。很多东西在这个时代是被嘲笑的，像‘酒香不怕巷子深’就是被否定的。是的，我们都知道宣传的作用，但我们往往因此而本末倒置了，以为依靠宣传就能够成功，把该认真做的事都忽略掉。玉器制作本来是个体创造，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应该是作坊式的点状事物，以一己之长，挑战人类心灵手巧的极限。但我们今天盛行的各种评比，各种座谈会、推介活动，谈的都是玉器产业，很少看到行业内真正技术层面的比拼、竞争。这样谁还关注手艺本身呢？一个行业没有人干细活，这个行业是高端不起来的。因此重提‘工匠精神’大有必要，我们必须学习德国人、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为什么人家做得好？就是因为人家干细活的人还在，而且越来越多。”
梁江也认为，今天我们重提“工匠精神”是恰逢其时，“在转型期不止艺术界，各行各业都应该来关注‘工匠精神’，这样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产品才能真正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考验。否则连马桶盖都要到日本买，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工匠精神”
并非不可或缺
不过，艺术评论家徐子林认为，在西方古典艺术当中，确实需要“工匠精神”，今天的艺术却未必。“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达·芬奇还是米开朗基罗，他们都是很小就进入艺术作坊中当学徒。由于当时的壁画都是在湿墙板上绘制的，是一门很难控制的技术，这些画家们要经过十几年的学习才能自如掌握。因此，本质上讲，艺术家也是手艺人，‘工匠精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承出来的。但今天的艺术跟过去不一样了，今天的孩子连调色都不用了，过去需要掌握的一些技术都大大简单化。还有一个例子是，2000年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当时中国的抽象绘画为何远不及美国同期的抽象绘画那么肌理丰富、颜色鲜艳？后来我到美国考察，才发现他们的画材非常丰富，而我们的画家用手工调制出来的颜色，一定达不到工业化产品的色泽和透明度。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工匠精神’似乎就没太大意义了。”
另外，徐子林强调，艺术常常需要感性发挥，不是每个人都要像蒙特里安那样去精确计算，更多艺术家是通过随性的、激情化的创作来表达自我的，偶发的因素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过于拘泥和讲究，过于强调严谨的“工匠精神”，反而可能让作品失去艺术的冲击力。